我国廉租房政策都有什么谁知道？

为解决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 部分地方政府纷纷建立了廉租房。城镇廉租住房(简称廉租房)
是指政府(单位)在住房领域实施社会保障职能，向具有本市非农业常住户口的最低收入家庭和其他需保障的特殊家庭提供的租金补贴或者以低廉租金配租的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普通住宅。廉租房是在新出台的廉租房国家政策中首次提出的一种概念。我国的廉租房只租不售。廉租房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由政府出资建好后，低租金给住房困难户，二是由政府发放租金补贴给住房困难户，由他们租赁社会房屋居住。
从政府治理工具理论看，廉租房是政府或政府公司直接提供的公**品，或者由政府通过税收支出进行住房补贴。这样的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在理论上是充足的，廉租房的出现为低收入者提供了居住的地方，在现代社会房价飞速上涨的趋势下，有瓦遮头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无疑是一件幸福的事。可以说政府的治理工具符合了人民的要求，如果能顺利实施可以达到政府预期中的目的。
廉租房也具备了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基础。建设部于 1999 年制订了《城镇廉租住房管理办法》。而对于那些在为住房而苦恼的人民来说，税收终于发挥了作用，他们忘记了税收的伤痛，只记得现在他们可以有房子住。而廉租房强制性程度不高，政府只是为住房困难户提供一种选择或者说是救济。人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否接受政府的优惠廉租房国家政策。直接性程度也不高，因为这个工具并复杂，如果政府有足够的资金，或许廉租房会在各地蓬勃兴起。
从公共廉租房国家政策理论的角度看，政治制度总在影响着政府的政策。廉租房体现的是一种对人民的关怀。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共同富裕是我们的目标，在这样的政治制度下，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房价飞涨，作为公共设施的廉租房是必然会出现的。而在廉租房国家政策系统的视角下，在房价飞涨的大环境下，居民住房需求输入到政治系统中，而廉租房就是一种政治系统的产出。
但是廉租房却不是想象中那么完美。首先廉租房的有效性并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有很多廉租房都是建好了没有人去住。很多外来民工宁愿睡在环境很差的工棚也不愿去廉租房。究其原因，政府只是一厢情愿的从自己的角度出发，认为兴建了廉租房的就会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没有从需求民众的角度出发，没有掌握好作息规律和地域分布特点，做好仔细的调研和市场分析；在操作的过程中，没有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招租政策，一厢情愿坐等符合自己想象中的 “合格承租人 ”，造成房屋闲置带来的损失，尤其是政府形象的 “隐性损失 ”。
从公共廉租房国家政策视角看，政府在制定一项公共廉租房国家政策，其选择往往是单向的。政府会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父母，父母来做决策就行。于是政府根据自己的偏好制定一系列的廉租房国家政策，但却往往是有效性不足的，因为它代表的是政府或者说一部分人的偏好，没有把社会的偏好进行整合，政府是一个一厢情愿者。政府作为廉租房的提供者，没有让需求者进行选择，建好的廉租房没人住，也不足为奇。
其次政府提供廉租房给政府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为了解决 “双特困家庭 ”的住房问题，广州市政府自 1998年实施推出廉租房国家政策，每年投入数千万元来建一些廉租房，并通过抽签的方案来分配给有需要的家庭，已先后推出了 7期廉租房，共解决 1041户双特困户的住房问题。但是由于资金有限，通过这种政府廉租房每年只能提供几百套，对于全市 5000多户 “双特困家庭 ”来说无疑是杯水车薪。而有关部门预计，全市住房困难户更达到 2万户以上。而仅靠造房为主的办法来解决，显然政府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业内人士为廉租房算了一笔账。以一套 40平方米、租金 1元／平方米的廉租房为例，建设费用约 10万元；每月房屋维护成本也超过 15元／平方米，每月租金缺口 600元左右；待房龄超过了 5年，其维修费用还将逐年提高，更不用说大修费用了。政府兴建廉租房，可说是背上了一个大包袱。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各地廉租房的数量很少的原因。现在全国 312 个地级市中，推行廉租房国家政策的只有 148 个。如果政府不直接提供住房，而采用住房补贴的方式，让人民自由的选择房源，可以节省下政府的一大笔资金。但是住房补贴本身就是难于操作的。究竟应该补贴多少才合适？多了政府拿不出钱，少了又是杯水车薪。怎么进行补贴？通过税收转移支付还是通过抵扣月租来进行？而且补贴这个工具对于公平性的把握也不好，是应该特困的多补助，一般的少补助，还是一视同仁？所以廉租房的好处只有在理论上才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现实中我们需要更加合理的、双赢的政府治理工具。